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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评鲁迅文:大部分是骂世文章  

2010-12-17 12:40:03|  分类: 思想争鸣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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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示:1940年时,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,开“现代文学”、“习作”等课程。因授课,他便将自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,写成文字,同时发表出来。在“习作举例”这个大题目下,他发表的第一篇是《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》;第二篇牵涉对周作人和鲁迅的比较评论:

  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……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,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。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,理性明莹虚廓,如秋天,如秋水,于事不隔。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,感情有所蔽塞,多愤激,易恼怒,语言转见异常天真。

  写这篇比较文章时,周作人已经“落水”,沦为汉奸。值此民族危亡之际,沈从文却从文章角度,盛赞周作人之“充满人情温暖的爱,理性明莹虚廓”,甚至“如秋天,如秋水,于事不隔”。真可见其文人迂阔一面。这且不说,他还将周与鲁迅作比,对鲁迅用了“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,感情有所蔽塞,多愤激,易恼怒……”“冷嘲热讽”、“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,大部分是骂世文章”这样的语汇,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,尤其尊崇鲁迅人格作品者的反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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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从文与爱妻张兆和(来源:资料图)

  本文摘自:光明网,作者:杨建民,原题:《沈从文评议鲁迅与聂绀弩的辩驳》

  现今我们见到沈从文晚年的照片,多是平静的满面笑容,看去祥和极了。但是,当我们阅读他青年及中年的一些作品时,却常常感到其中的执拗及刚直。这样看来,钱锺书的一句评价倒是观察得较为深入:“从文这个人,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。骨子里很硬。不想干的事,你强迫他试试!……”

  沈从文中年时就引发过几次相关的文坛论争。1933年,沈从文以《文学者的态度》一文,引发了文坛“京派”、“海派”的争论。在上海的鲁迅,也以《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》等文章参与;随后由于国民党查禁书籍,沈从文写了《禁书问题》,又引发了有鲁迅参与的不同评论;一年多后,沈从文发表《谈谈上海刊物》,批评当时上海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、不惜“针对一个目标”、向“异己者……无怜悯无节制的嘲讽与辱骂”,并称这不过是一种“私骂”,“精巧的对骂”云云。鲁迅再次以《七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两伤》,对沈从文提出批评。鲁迅与沈从文之间的论争并不算多么紧张激烈,可是,这却是后来聂绀弩对沈从文文字辩驳的重要背景,所以值得略加回溯。

  此后沈从文还在1936年10月发表文章《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》:“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,都‘差不多’。文章内容差不多,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。……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,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,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,实在不可理解。”对这样的“差不多”,沈从文指出原因:“说得诚实一点,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,因为缺少独立识见,只知追求时髦,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。”此文发表时,鲁迅已逝世,但茅盾及多位左翼作家,对此反响强烈……看来,沈从文骨子里,确实有相当强烈、直率的成分。

  1940年时,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任教,开“现代文学”、“习作”等课程。因授课,他便将自己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感受,写成文字,同时发表出来。在“习作举例”这个大题目下,他发表的第一篇是《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》;第二篇牵涉对周作人和鲁迅的比较评论:

  周作人和鲁迅的作品……一个近于静静的独白,一个近于恨恨的咒诅。一个充满人情温暖的爱,理性明莹虚廓,如秋天,如秋水,于事不隔。一个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,感情有所蔽塞,多愤激,易恼怒,语言转见异常天真。

周作人的小品文,鲁迅的杂文,在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活动中,正说明两种倾向:前者代表田园诗人的抒情,后者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。一取退隐态度,只在消极态度上追究人生,大有自得其乐意趣;一取迎战态度,冷嘲热讽,短兵相接,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,也俨然自得其乐。对社会取迎战态度,所以鲁迅的作品,便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,大部分是骂世文章……

  写这篇比较文章时,周作人已经“落水”,沦为汉奸。值此民族危亡之际,沈从文却从文章角度,盛赞周作人之“充满人情温暖的爱,理性明莹虚廓”,甚至“如秋天,如秋水,于事不隔”。真可见其文人迂阔一面。这且不说,他还将周与鲁迅作比,对鲁迅用了“充满对于人事的厌憎,感情有所蔽塞,多愤激,易恼怒……”“冷嘲热讽”、“充满与人与社会敌对现象,大部分是骂世文章”这样的语汇,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,尤其尊崇鲁迅人格作品者的反响。

  1940年四五月间,当时还年轻但已在文坛颇有名声的聂绀弩,来到抗战时期风云际会的桂林。在这里,他写出了杂文名篇《韩康的药店》,读到了沈从文这篇比较鲁迅周作人的文章。鲁迅生前,虽在文章中捎带讥讽过聂绀弩,但对鲁迅的文字及精神,聂绀弩极为敬佩。此次见到沈从文的文章,他便立即出手,拿出杂文家的巧思及笔调,对其进行反驳。

  聂绀弩的辩驳文,题目看起来并没有火药味:《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》。文章首先引述了沈从文对鲁迅周作人相较的一节文字,继而撇开周作人,专谈说鲁迅的内容:“沈先生不是鲁迅崇奉者是周知的。连沈先生也说鲁迅‘代表艰苦斗士的作战’,‘迎战态度’,‘在积极态度上正视人生’……从这一意义上看,沈先生的一句当得别人的十句百句。”

  对于沈从文说鲁迅“对于人事的厌憎,感情有所蔽塞”、“愤激”、“恼怒”、“骂世”、“冷嘲热讽”等等,聂绀弩当然是不满的。但是,他的反驳方式,不是自己逐条加以议论评述,而是有针对性地选用鲁迅文章的段落,予以驳斥。如此一来,鲁迅文章的预见和生命力可一目了然。

  譬如说到沈从文以为鲁迅“骂世”,聂绀弩引出了两节鲁迅的文章来回应。一节是:

  我想,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,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,该谁骂,所以不行。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,而又继之以骂。那么,就很有意思了,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。”(鲁迅通讯《复吕蕴儒》)

  此节虽是通讯,但议论之深入,文字的曲折生趣,实在可以给人理智和情感两方面的启迪(现今的许多杂文,实在应该留意学习鲁迅对文字的讲究和喜爱)。

  第二节,聂绀弩引了鲁迅名文《论讽刺》中的文字:

  假如你到四马路去,看见雉妓在拖住人,倘大声说:‘野鸡在拉客’,那就会被她骂你是“骂人”。……但事实呢,却的确是‘野鸡在拉客’,不过只可心里知道,说不得,在万不得已时,也只能说“姑娘勒浪做生意”,……这才不是骂人……

  鲁迅这段话的意思是,有时所谓“骂人”,其实不过是写实,是道破真相而已;对于社会恶现象,有时是常常需要揭破遮掩的“骂人”手段的。

对于沈从文说鲁迅“冷嘲”,聂绀弩引了鲁迅《什么是“讽刺”?》中的一节:

  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,而毫无善意,也毫无热情,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,一无足取,也一无可为……这便是所谓“冷嘲”。

  那么,怎么来证明鲁迅不是自己文章中所说的“冷嘲”呢?聂绀弩又反转来引沈从文的文章:

  沈先生就说鲁迅“态度积极”,作品“感慨沉痛”。既然态度积极,就不是毫无善意和热情;既然感慨沉痛,就不是读者得到的只是不足取,无可为——也就不是冷嘲。

  用别人的文字来反证别人的误判,聂绀弩可称是继承了鲁迅衣钵之高手。

  至于说鲁迅“厌憎”、“憎恨”,聂绀弩引用了鲁迅当年专门针对沈从文的《七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两伤》文中的一节:“在现在这‘可怜’的时代,能杀才能生,能憎才能爱,能生与爱,才能文。”聂绀弩在这里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和议论:“说鲁迅的作品里有很多憎恨的感情……我个人是并不抱什么反感的。”为什么呢?“以为爱与憎只是绝对相反,而毫无相成之处,似乎不算知言。”由此申说开去:“有所爱,就不能不有所憎;只有憎所应憎,才能爱所当爱。”无论从当时或今天看,聂绀弩的这段话,都是理解鲁迅文章中“冷嘲”和有所“憎恨”的人应予特别体会的。

  文章末,聂绀弩带有总括性地表述:“我们常常说:鲁迅一生的历史就是战斗的历史,其实只说了一面,就另一面说,鲁迅的历史就是被‘社会’围剿的历史。”这就把鲁迅文章背景介绍清楚了。把这两面结合起来,鲁迅文字,包括“骂世”、“冷嘲”、“憎恨”等种种情态,就可以有清楚的现实基础可以解说了。聂绀弩在桂林写作发表的文字,也许沈从文当时并没有读到,但是,沈从文在这一时期,还专门写有《学鲁迅》一文,以别致的文笔和思路又对鲁迅做了种种阐释。他从主要方面说:

  鲁迅先生贡献实明确而永久。分别说来,有三方面特别值得记忆和敬视:

  一,于古文学的爬梳整理工作,不作章句之儒,能把握大处。

  二,于否定现实社会工作,一支笔锋利如刀,用在杂文方面,能直中民族中虚伪,自大,空疏,堕落,依赖,因循种种弱点的要害。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。

  三,于乡土文学的发轫,作为领路者,使新作家群的笔,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,贴近土地,挹取滋养,新文学的发展,进入一新的领域,而描写土地人民成为近二十年文学主流。

  至于对工作的诚恳,对人的诚恳,一切素朴无华性格,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。

  这样的评述,从一个有相当创作成就的作家口中说出,应当说是领会深刻的。从内容看,将鲁迅的古籍整理、杂文小说创作都充分估价了其成绩。值得注意的,是说到“一支笔锋利如刀”的杂文时,有“强烈憎恨中复一贯有深刻悲悯浸润流注”的认识。这是否是沈从文教学中重读了鲁迅杂感后的新领会,不得而知,不过却恰恰照应了聂绀弩的辩驳文字。沈从文在行文时,间或有偏执带情绪的一面,但是,他的领会力实在相当高明,也能够随时补充自己的不完善见解。

  述及鲁迅为人的几句,着实令人感动。“对工作的诚恳,对人的诚恳,一切素朴无华性格,尤足为后来者示范取法。”这就更全面了。当时许多人以为鲁迅“偏狭”,就连沈从文亦说他“愤激”、“骂世”云云,可沈从文却同时看到了鲁迅的“诚恳”和“素朴无华”,这是高人一等、超越一般情绪的深见解。

其实鲁迅亦是如此。虽然他对沈从文时有看法,但在1933年2月与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,这样说:“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,茅盾、丁玲女士、张天翼、郁达夫、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。”将沈从文排入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“最好作家”之列,鲁迅是眼光精确同时心怀阔大的。

  我们有时较多注意到作家间的相互争辩,却不大留意他们间的相互理解甚至欣赏。用聂绀弩的话说,未注意到事情的“另一面”。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,我们对文坛及文艺家间的热闹论争,看得也许会平衡一些。

  虽然经过一番辩驳,沈从文与聂绀弩之间倒并没有生出什么严重结果。沈从文弟子汪曾祺在沈从文的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《花花朵朵坛坛罐罐》的代序言中,恰好谈及于此:

  沈先生的挨骂,以前的,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,对他的大骂,大概有三次。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……从桂林发动,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,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。聂绀弩我后来认识,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,认为那完全是一场误会。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,彼此毫无芥蒂。

  黄永玉也特别记录了聂绀弩对沈从文的领会过程:

  我尊敬的前辈聂绀弩先生,因为他从来是个左派,几十年来跟沈从文有着远距离的敌视。六十年代初,绀弩老人从东北劳改回来,从我家借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作品选,过了几天,绀弩先生在我家肃穆地对我说:“我看了《丈夫》,对沈从文认识得太迟了。一个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写出中国农民这么创痕渊深的感情,真像普希金说过的‘伟大的、俄罗斯的悲哀’,那么成熟的头脑和技巧!……”

  可以证明他们间毫无芥蒂的文字,笔者还见到过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一位学者访问沈从文。谈及许多读者喜爱其作品不尽一致时,沈从文举的朋友例子中有“沙汀喜欢《顾问官》,聂绀弩喜欢《丈夫》,曹禺说‘《丈夫》是了不起的作品’……”愉快的情态溢于言表。这里,聂绀弩是列在熟朋友之中的。

  读到这些,回想当年文坛常有的激烈文字交锋的情景,我们真该对作者之间的结局有所探寻。想来最好如沈从文与聂绀弩一般。即使不全然如此,有这样几例,我们也可以释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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