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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我的风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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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新生代农民工人数达1亿 不懂农事向往扎根城市  

2010-02-22 09:22:58|  分类: 人闻社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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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年梦想:

    面向城市 春暖花开

    “新生代农民工”,这是一个首次被写入了中央一号文件的群体。他们主要是80后和90后,总人数大约1个亿,占农民工外出打工的60%———在这些描述“新生代农民工”的数字背后,我们看到的是城市化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生力军。

    他们大多是在城市社会里接受的“成人礼”,是面朝城市的一代,无法像老一辈农民工那样向农村“转身”。在春运熙熙攘攘的人流中,和那些大学生和年轻白领相比,他们有着同样青春的面庞、进取奋斗的精神和扎根城市的梦想。

    诗人海子有句非常著名的诗句———“面向大海,春暖花开”。在这岁末年终、春天将临之际,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年梦想,或许正是“面向城市”,然后“春暖花开”?

    “谁叫你出生得早呢?”

    19岁的电焊工小边和52岁的电工老李住在同一个工棚里,他俩的铺位并行对着,中间隔着一台电暖器。

    “我辛苦了一辈子。”老李感慨。

    小边笑着反驳:“谁叫你出生得早呢?”

    老李喃喃地说:“给你们创业好了,你们幸福。”

    这是两代农民工之间颇有意思的对话。

    “90后”小边去年5月份才到北京,来之前他在河北易县老家的技校学了半年电焊。在北京地铁10号线延长线的建设工地上,小边是绝对的“新生代”。工作大半年时间,小边已经给父母带回去了5千多块钱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初中毕业后就不读书了?”记者问小边。

    老李插话说:“前途无望呗。”老李的二儿子去年从洛阳读完大学毕业,本来学的是机电工程数控专业,结果却在洛阳做书法培训。老李觉得为了孩子读大学花了这么多钱,却没有让学的东西派上用途,“半辈子的心血白费”。

    老李属于典型的“老一代农民工”。1994年他从农村到县城打工,做的是电工机修,当时每个月可以挣四、五百块钱。距县城四、五公里的家里还有9亩地,种了小麦和玉米,每天下午4点钟下班后,他便骑着自行车从县城赶回家接着种地。

    2004年后,老李离开县城去了福州,后来又去了深圳、广州,去年12月27号才来到北京。

    老李觉得北京车多、人多,特别是晚上看上去灯火辉煌,但城里没有农村好,农村住得方便,空气好。他打算再干两年就“告老还乡,回去种田”。其实,即使现在在外打工,每到收麦子的季节,他还是要赶回家去。他说:“地是老本,打工只是一部分,农民不能离开土地,有了土地,至少全家的口粮没问题。”

    不过,老李的二儿子想在城里买房安家。去年二儿子的女朋友对老李说:“将来在洛阳买房了,接您过去住。”虽然老李并不确定他们买房的理想能不能实现,但听了这样的话还是很“得劲”。如果有能力的话,老李还会支持他们一两万块钱。

    刚刚出来闯世界的小边对于未来还没有太多的想法,他只知道明年可能会跟着公司去山西修铁路。

    当听人说起现在的社会“有车有房”才能结婚,小边一脸无所谓:“有房啊,在老家盖的;有车啊,家里有拖拉机。”

    对于小边来说,前路是不可预测的,但也是无可畏惧的,因为他正年轻。

    “年轻人出来闯,我很羡慕。”到了晚上睡觉的时间,老李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说,“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出来挣钱,感到很凄凉。”

    老李的手机响起,是远在河南的老婆打过来的。春节快到了,在广东打工的大儿子还没回家,二儿子留在洛阳不回去,三女儿已经出嫁了,老婆希望他能早点回家过年。

    “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?”

    北京六环外顺义区赵全营镇,从首都国际机场起航的飞机轰鸣而过,一个占地面积不大的开发区坐落于此。

    阿光说他第一次过来的时候,差点没找到地方。现在,他的妻子在这里的一家模具厂做模具抛光,而他去了另外一家更偏僻的工厂当模具钳工组组长。

    “1月26号到29号这几天,为了赶工期,我总共休息没超过20个小时,最长从早上8点干到第二天早上9点。”阿光说,这都是为了给朋友新开办的工厂尽力帮忙。由于天气寒冷,加上天天和冰冷的钢铁打交道,他手上生了冻疮,脚上也长了水泡。

    不过对于已经“出道”十年,有过40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经历的阿光来说,这样的劳动强度并不算什么。

    1999年,18岁的阿光在湖南衡阳老家读完中专,像很多湖南的农民工一样,选择了南下广东打工。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市的一家模具厂做学徒,每个月250块钱,还要被扣去20%的“培训费”,加班费是1个小时8毛钱。

    头一个月发工资时,工厂里有的老师傅拿到了五六千元现金。阿光说他当时就在想,“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袋也能装得满满的?”

    梦想的实现比想象中来得要快。一年半后,“学成出师”的他去了另外一家工厂,月收入一下子涨到三千多。后来,从东莞到惠州,再到珠海,他换了好几份工作,并于2009年5月份来到北京,现在月工资有五千块钱。

 这么多年的打工经历,让阿光明白要想成功“一定要舍得吃苦”。他至今记得在珠海工作时一位台湾老板说过的话:“我现在可以说什么都有了,但每天睡觉不超过6小时。”谈起那些靠个人奋斗脱贫致富的朋友,阿光总是显露出敬佩的神情。

    阿光曾经介绍一个表弟去工厂做学徒,可表弟对天天扫地、擦机床的工作很有脾气。他说,自己当年厕所都扫过,如果连机床都不会清洗,以后怎么去设计和制作模具呢。

    “现实就是这样。”这是阿光看了电视剧《蜗居》后的感受。他认为相对于比较现实、没办法创业的老一辈农民工,自己仍然有改变现实的勇气。

    和十年前相比,接近而立之年的阿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肩上有了更重的担子。现在,他的理想是“多赚钱,当老板”。回家过完春节后,他将前往重庆和以前的工友一起合伙创业,“人生多磨难,创业没成功的话,大不了干回老本行”。

    至于以后在哪里安家,阿光说他不会回农村老家,但也不想呆在大城市,可能会考虑在县城安家。

    返乡过年的前一天,阿光和妻子一起来到顺义城区买东西、理发。花了200多块钱,妻子平生第一次把头发给烫染了。也许两天后,“留守”在老家的两个孩子见到她时,一下子会认不出这位从北京回来的“新妈妈”。

    “留在北京可以寻找机会”

    “毕老师”———同事们现在见到刘青,喜欢这么称呼他。在这家防盗门企业的元旦联欢会上,刘青和几个同事表演了一个节目,模仿的是去年央视春晚的小品《不差钱》,他扮演的正是“毕老师”。

    当然,现实生活中的刘青还远远谈不上“不差钱”。他给自己制定的规划是要抓紧时间赚钱,以后在北京长期发展,在北京买房安家。

    老家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的刘青出生于1987年,16岁初中毕业后,家里供不起他上学,于是来到了北京。第一份工作是做电工学徒,每个月800块钱,做了两年,后来又干过送货员。

    “刚来北京的时候,什么都不懂,老想回家。”刘青说自己19岁到22岁时,感觉力量很薄弱,也没什么理想。

    那时的刘青,爱喝酒,一喝就到烂醉,还闹事打架;曾经学过一个月的电焊工,嫌太累太脏;也找过其他工作,觉得工资太低。2006年,他进入北京亦庄的一家防盗门生产企业,从学技术开始做起,现在已经当上了副班长,一个月挣3000块钱。刚过22岁的刘青主动向公司申请去做市场销售,因为他觉得那更有发展前途。

    “22岁后的转变是社会逼的,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了。”对于未来,刘青“很有信心”。在Q Q个人说明上,他写道:相信只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,一切都是美好的。

    满怀憧憬的刘青,像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,喜欢上网,喜欢把自己装扮得酷酷的。不过,刘青觉得自己和那些“干上一段时间就不想干了”的年轻人不一样,他会朝着现在的方向专心做下去。

    上网时除了看新闻,刘青特意加入了销售人员聚集的Q Q群,以便和其他人交流经验。他还抽时间看一些关于管理和人际关系的书,比如《感谢折磨你的人》之类。

    通过网络,刘青认识了在北京八里河卖油画的女朋友。他说,现在的这个女朋友花钱节省,也很理解他,不像之前在厂里认识的一位女孩,太能花钱,还要求必须有房才和他在一起。

    不过,刘青最大的心思还是在事业上,“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钱都可以投入到事业中,而结婚压力太大,等什么时候有钱有事业了再结婚也不迟”。

    春节将至,刘青不打算回老家过年。他说:“老家什么发展余地都没有,不经常在外面转,就不会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,春节留在北京的话,可以寻找机会。”

   “我的理想是流动人群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”

    来自陕西宝鸡的农村女孩苏梅自己都没想到,为了帮同事讨回30元招工介绍费,她的打工生涯从此发生了改变。

2005年,初中毕业的苏梅刚满18岁,到宝鸡市当起了餐馆服务员,一个月挣240块钱。干了一年后,她听同村的女孩说在深圳打工可以挣一千多,便“不管苦和累,都要去看看”。

    于是,苏梅和另外两位女孩一起来到了深圳。在一个晚上30块钱的旅店里,她们三个人挤着住了一个星期,身上带的钱很快就花光了。幸运的是,苏梅应聘上了一家玩具厂的普工,每个月基本工资580元,如果加上计件的“薪粮”,能拿到1500元。

    改变苏梅打工生涯的事情发生在2007年。当时,一位四川同事想换工作,找到了一个拿着牌子在路边招工的人,并交了30块钱的介绍费。苏梅听说后,觉得这肯定是骗人的,于是找了几个男同事想要讨回那30块钱。

    虽然最终没能把钱要回来,苏梅却因此接触到了一家法律咨询中心。她发现,原来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帮助他人。就这样,“农民工”苏梅在咨询中心兼职当起了“义工”。每天晚上八、九点从工厂下班后,她便去咨询中心学习、工作到10点半,周日还经常到外面发放宣传资料。

    后来,苏梅来北京参加了四个月的培训,学习社区工作方法,学习操作电脑和使用办公软件,还要学习音乐和体育。现在,她是公益组织“同心希望家园”的成员,主要负责北京市的一个民工聚居社区的“爱心超市”,每个月工资有1000多块钱。

    “如果以钱为重点,就永远只是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运转,今天赚1000,明天想赚1200。”虽然比以前在工厂打工赚得少了很多,但苏梅认为自己现在做的这一点点事情很有意义,会影响很多人。

    “我的理想是流动群体能平等获得社会权利和资源”,这样的话语从苏梅的嘴里蹦出来,多少让人有些讶异。她说这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不公平的事情,比如做同样的工作,本地人补贴多,过年还发红包,却没有流动人群的份。

    1月27号,苏梅去火车站买回家的车票,看到一个“农民工临时售票处”,感觉那里的售票员对农民工的态度很不好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一定要叫农民工呢?这是很大的歧视。”苏梅觉得现在社会都认为农民工没素质、没文化,思想道德败坏。“同样是打工的,为什么城里人是工人,我们是农民工?”

    与苏梅相比,“同心希望家园”的负责人马大姐已经在北京安家落户,不过“这条路走得很难很难”。1982年,她从江苏来到北京做保姆,为了一纸北京户口整整折腾了20年,直到2001年才成为真正的“北京人”。马大姐说,现在年轻人的机遇要好得多,有了更多的希望。

    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人名均为化名)

  观点

    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

    “新生代农民工”不熟悉农村和农业,有更强烈的城市化的取向,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,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政策都要围绕这一点来制定,并考虑他们作为年轻人的多方面的发展要求。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,就是因为我们要推动城市化。

经济参考报:“新生代农民工”新在哪些方面?

    王习明(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):

    首先,老一代农民工一般把在城市打工作为谋取收入的来源,最后又回到农村。而我们调查过的多数80后农民工,都想在城市留下来。有的地区还有一种新现象,新生代农民工靠打工的钱买不起房,需要父辈把从农业上赚的钱拿来补贴他们在城里买房。

    从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关系来讲,他们对农事一窍不通,做不了农活,也不熟悉农村的文化,不习惯农村的生活方式。像金融危机发生后,他们中的很多人返乡后,觉得在农村都呆不下去。

    此外,80后的农民工都能够上网,即使没有读过高中,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量要远远超过他们的父辈。以前的农民工出去打工,主要是靠乡邻关系介绍工作,而新生代的农民工很多都在网上找工作。

    经济参考报: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提出“新生代农民工问题”,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?

    宋洪远(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):

    中央一号文件之所以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,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,或者是他们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。从人口学的角度和不同代际的交替来讲,出现新生代农民工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

    要注意的是,中央一号文件是在推动城镇化的背景下,提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。在关于三农工作部署的文件里,今年的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城镇化,并提出三项政策,第一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落户,并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权益;第二是有条件的城市要把农民工的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;第三是强调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纳入城乡一体。

    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特别,就是因为我们要推进城镇化。从城镇化的角度来讲,新生代农民工确实更值得关注。既然城镇化是必须走的过程,就不能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,因为他们有更强烈的变为市民的意愿,有更强烈的城市化取向,而客观因素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。

    经济参考报:对于“新生代农民工”群体,当前应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?

崔传义(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研究员):

    首先,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取向还是要涌入城市,要围绕这一点来破除体制障碍,制定政策措施。“涌入城市、公平对待、权益保障”,这实际上是制度改革的过程,就是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,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,通过廉租房、经济适用房来改善他们的住房,使他们能够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就业和居住。

    第二,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是年轻人,除了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,还要考虑他们多方面的发展要求,比如组织各种社会文化活动,开放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,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,可以让他们参与企业和社区的管理,这对他们涌入城市、提高素质和吸收城市文明很有必要。

    第三,企业应该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,建立可以让他们在企业内得到成长的机制。现在,新生代农民工如果要不断地增加收入、提高技能和提升职务,往往要通过从这个企业到另外一个企业的流动来实现,这就造成了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大。如果企业可以建立一个帮助他们在内部不断学习、成长和改善自己收益的机制,他们就不至于一定要通过频繁的流动来获得成长的机会。社会也要为他们创造条件,加大技能培训的力度,包括法律等方面的支持。(记者 白田田 北京报道)

2010年02月12日 08:10:27  来源:经济参考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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