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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社会转型有哪些特殊性  

2010-09-13 13:08:36|  分类: 人闻社科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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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社会转型有哪些特殊性

当前,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,主要表现在,经济增长速度加快,社会分化程度加大,利益格局差距加深。那么,应该怎样理解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?世界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?怎样才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?

  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。目前我们看到的西方发达国家,几乎都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。换句话说,这些国家当年也是由不发达国家转变而来的。

  一、西方社会转型有哪些特征

 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历程,国外许多学者都进行过大量的研究,发表过很多研究成果。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撰写的《变革世界中的政治秩序》、阿尔蒙德的《比较政治学》等。在这些论著中,他们通过量化和实证的研究方法,对一些国家的社会转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,并发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现象,概括起来集中在四个方面:一是当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,整个社会骚动不安,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;二是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,用中国人的话来说,就是都想挤入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,谁也不甘落后,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纷争;三是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,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难度加大,成本上升;四是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明显的腐败现象,动用手中的权力搞寻租活动。但是西方学者还发现,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,也就是说当多数人的家庭初步实现现代化后,情况会逐步好转:如骚动不安的社会有所缓和,社会成员的心态也开始平和,社会犯罪率开始有所下降,官员自我约束的行为也有所加强等。因此,这些学者认为,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,一个重要任务,就是大力发展经济,使更多的人实现家庭现代化。

  二、中国社会转型有哪些特殊性

  从2008年后,中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3000美元以上了,但是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,有些问题甚至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。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。在笔者看来,中国的社会转型,至少有三个特殊的方面:

  第一,中国社会转型是“双转”交织的过程。所谓“双转”交织,就是指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,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,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,即中国同时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使命。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的。而且这种“双转”来得快,这就意味着,中国市场经济缺少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,实际上成为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根源,如社会道德底线一个一个被击穿等。再加上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,使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加复杂。

第二,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对农民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剥夺。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城市化。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,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。改革开放以后,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。一方面,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,但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,干最脏最累的活,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,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。另一方面,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圈地化,没有使农民比较公平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,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。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背离,尽管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,但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。

  第三,中国社会转型没有破解传统的二元社会根基,反而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。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,通过严格的户籍制,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。现在,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,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。城乡差距还在扩大。与此同时,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。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,也不同于市民,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,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。中国社会在转型中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三元社会结构了。这是当初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。

  三、推进改革是化解社会转型之困的唯一出路

  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,使我们在这一过程付出了比较高的代价。首先,使社会矛盾凸显。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,这方面的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。其次,城乡差距、贫富差距、区域差距、行业差距等四大差距被放大了。再次,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、公正受到社会的质疑。有人说,现在政府的政策制定,越来越有利于富人,越来越有利于强势集团,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。而弱势群体、下岗的、打工的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此外,在社会转型中,中国公民社会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快速发展、成熟,网络民主、网络监督异军突起,而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以及自控能力常常受到公众的诟病,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。

  面对社会转型期我国出现的种种问题,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侥幸和退路,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化险为夷,到达另一个境界。

  从目前我国的改革实践看,首先是让民众树立起对改革的信心,重构改革的共识。而要达到这一点,就要围绕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一些突出问题,进行大刀阔斧的自我改革,如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、废除不合理的特权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,给民众更多的选拔官员的选择权等。同时,要尽快解决农民工问题,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,缩小贫富、行业、城乡差距等,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,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、上学难等民生问题。上述问题不管涉及的是经济改革、行政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,都要敢于触及,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正面加快社会转型的步伐,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。(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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